疫情对生态环境保护可能产生哪些影响？ 笔者认为，在生态环境质量方面，基于疫情防控的需要，口罩、防护服等医疗防护用品的使用量激增，直接产生了大量医疗废物。 分类、处理以及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水、固体废物等）提出了额外的要求。 特别是在一些疫情严重的重点疫区，无论是当地生态环境部门还是相关行业和单位，短期内都将面临较大的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在消费排放方面，为防控疫情，国家已基本暂停餐饮、娱乐等集群式第三产业经营场所。 由此，除了对经济产出产生直接影响外，还将改变消费模式：一是向家庭消费发生转变； 二是消费转向线上； 三是消费更加分散、碎片化。 这些变化导致社区和家庭消费排放激增，导致生活污水排放、电力能源消耗、生活垃圾排放量快速增长，进而给相关环境治理带来压力。

从生产排放来看，疫情短期内将产生三方面影响。 首先，受疫情影响，部分制造业停工停产，各类交通运输下降，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排放对环境的压力，这是好事。 二是为了满足疫情防控需要，防护用品企业正在开足马力加班加点恢复和扩大生产。 随着疫情持续，这些企业的污染排放可能会加大相应地区完成生态环保指标的压力。 。 第三，随着疫情持续，一些城市（特别是大城市）将发展大规模居家经济，包括居家办公、居家教育、居家服务等，从而增加家庭和社区的固体废物排放量。 长期来看，疫情过后，如果生产投资和消费都出现“报复性”增长，排放量将大幅反弹，可能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压力。

从资源利用来看，疫情发生后，生产和消费出现短暂停顿。 与平时相比，一季度整体资源利用水平将明显下降，包括能源、电力、水、交通等，有利于缓解资源利用压力。 但同时，疫情过后，如果生产和消费都出现“报复性”增长，可能会加剧资源供需矛盾，引发资源利用紧张。

总体来看，疫情防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相对稳定，但部分领域会出现结构性挑战：部分地区、部分行业排放量有所增加； 疫情防控结束后可能出现排放高峰，造成环境压力。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也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决胜之年。 一方面，要防止短期疫情防控忽视长期污染防治，打乱生态文明建设既定节奏。 另一方面，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长期战略。 短期来看，要充分顺应疫情防控大局和工作需要，把污染防治和疫情防控结合起来，做到防疫和污染并举。

近期，要及时向疫情防控相关领域转移，防止疫情造成的医疗废物、污水等污染扩散，防止疫情向生态环境领域蔓延。 同时，尽快研究制定野生动物保护法规（法），严格禁止野生动物交易、运输和食用； 继续推行垃圾综合分类制度，严格落实垃圾科学分类。 从源头、末端切断疫情生产链，坚决遏制次生疫情发生。

要兼顾疫情防控需要，特别是战略防护物资生产和运输的需要。 在保证安全、环保达标的前提下，对特殊地区、特殊行业、特殊企业单位给予一定的“环保豁免”，特殊情况予以处理，期间实行灵活的环境管理制度。流行性。 随着全社会环境卫生意识进一步增强，相关环卫用品很可能成为继防疫物资之后下一个紧缺物资。 对此，要提前谋划，通过财税、金融、科技、创新等政策，鼓励更多资本和企业加入生态环保产业，满足生态环保发展需要。

我们要充分考虑疫情防控时期的特殊性，以高水平保护生态环境继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要继续关注各类生产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复工复产中的生态环保诉求，进一步提高相关手续、执法监管效率，减轻负担。立足企业，服务企业发展。 在环境经济领域，大力开展减负增利行动，最大限度降低环境税、排污权交易等环境经济政策工具的定价水平，降低环境经济成本。 同时，我们将通过绿色金融加大对环境投资的支持，拉动和引导经济全面复苏。

现有科学研究表明，疫情与“自然”、“生态”密切相关。 归根结底，经济发展模式过分强调物质增长，忽视了经济与环境、人与自然的有机、和谐、共生关系。 关系。 这次疫情的爆发，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我们必须深刻反思现行发展模式和发展理念，彻底扭转不尊重自然、轻视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政策和做法。 有必要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审视现有的相关制度，特别是野生动物保护方面的制度，从系统性、合理性、科学性、操作性层面完善和调整制度，真正落实生态文明理念。 深入到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真正与现有法律体系相衔接。

笔者建议，中长期来看，有必要在经济金融领域形成有效机制，定期开展生态环境风险压力测试，大力推进生态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建设。经济和金融部门。 同时，进一步加强绿色金融发展，促进金融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激励相容，充分发挥金融在发现、识别、预防、监管和应对生态环境问题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健康风险。